稍有環保常識的人都知道，不可降解塑料袋即使深埋在地下，也需要近兩百年才能腐爛，不僅影響土壤的滲透力，還會嚴重污染土壤。也正因如此，我國在2008年開始實施的限塑令中，把不可降解塑料袋作為重點限制對象。在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已成基本共識的現實背景下，全面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，無疑對從源頭上減少生態環境污染具有重要意義。

然而，一紙禁令能否真正杜絕不可降解塑料袋，顯然還有待觀察。此前，施行了12年的限塑令雖然在實踐中起到了積極作用，但其效果仍未達預期，即充分證明了限塑令的落地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如何讓不可降解塑料袋的禁用政策應聲而落，無疑考驗著政府的治理智慧。

眾所周知，不可降解塑料袋雖然小，卻關乎多方利益和公眾消費習慣的重塑，全面對其禁止必然阻力重重。就現實而言，不可降解塑料袋目前已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監管再怎么不遺余力，也有可能出現執行效率偏低的情形。同時，生產商和零售商家都對不可降解塑料袋有著一定的利益訴求，難免有逃避監管的動機和沖動。

此外，消費者因長期享受不可降解塑料袋帶來的便利，短期內恐怕難以割舍這種消費依賴。監管有難度，生產有利益，消費有依賴，各方市場主體利益訴求的相互疊加交織，這就為不可降解塑料袋留下了生存空間，導致禁令難以完全落實，這也注定了禁令的落地不能僅憑某個方面的單兵突進，還須以綜合治理思維為基本導向，方為上策。

確保不可降解塑料袋的禁用政策落到實處，首先有賴于監管的強化。對政府部門來說，強化監管、創新監管方式，是強化源頭治理的題中之義。一方面，政府應與時俱進完善禁令，對不同領域的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提出分類管理要求，輔以配套細則，將外賣、快遞等行業納入禁令范疇，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包裝使用。另一方面，應強化監管，針對不可降解塑料袋的禁產、禁售、禁用形成監管合力，嚴堵不合規的不可降解塑料袋進入市場。

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，須臾離不開社會、市場和消費者的參與。對此，既要積極研究和推出相關替代產品，以更好滿足消費者需求，又要在替代產品一時難以成熟和推廣的情況下，在可重復使用方面進行創新，比如引導外賣、快遞等行業優先采用可重復使用包裝。在此基礎上，大力倡導綠色生活理念，促進公眾改變消費習慣，在日常生活中自覺禁用不可降解塑料袋。

“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。”不可降解塑料袋雖小，卻考驗著治理的大智慧。鑒于此前禁塑令不甚理想的執行效果，為了如期完成2020年底塑料污染治理各項階段性目標任務，并終切實有效控制塑料污染，我們更應該從創新監管方式、引入市場力量、提升消費者環保意識等方面，引入綜合治理思維。如此，不可降解塑料袋的禁令才能在執行中不至于落空，并真正釋放出助力于生態環境保護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