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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然，牛根生在6月10日辭任蒙牛集團董事會主席，絕不嫌早。試想，如果半年甚或一年前牛根生離去，與今日離開有何不同？
2009年8月牛根生辭去蒙牛集團董事長職務，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為蒙牛董事局副主席，中糧集團于旭波任蒙牛董事長，蒙牛具體事務由總裁楊文俊抓，高高在上的董事局主席牛根生垂簾而不聽政，這兩年多做了什么？早走晚走又何妨？
2008年9月16日，北京奧運會剛完，央視《新聞聯播》公布了22家生產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企業名單，蒙牛名列其中。在一次企業家聚會時，牛根生哭了，說蒙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機，牛奶下架，股價暴跌，現金流危機，蒙牛將可能被外資惡意收購，民族品牌大旗將倒……
在現場的柳傳志等當場表示愿意出手相救。其實，同在國際金融危機下，老柳當時也遇到了麻煩，財報顯示聯想虧損9700萬美元，市場傳說楊元慶要下課。2009年初，柳傳志一聲吼“聯想是我的命，復出義不容辭”，65歲的柳傳志重任聯想董事局主席。柳傳志回到聯想很自在，他不怕大家說自己戀棧，也不怕說自己護犢子楊元慶，柳傳志是聯想的領袖，聯想是柳的命。
與柳對比，牛根生的勢場就差了許多，老牛的落淚不僅被網友罵作“鱷魚的眼淚”，蒙牛的資金鏈也緊繃著。與其給老外，莫如給老鄉？終于，2009年7月，央企中糧集團聯手厚樸基金以61億港元成立新公司入股蒙牛，新公司以20.03%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。當時，牛根生還在給自己找臺階：“我們不差錢，目前蒙牛現金儲備12億元，過一段時間發中報，現金儲備至少32億元以上。”
但此時，牛根生已經沒了自己，他被按在模式之爭中：國進民退。全世界都金融危機了，美國有6000億美元的一次量化寬松，中國有4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，全球都國進民退了，哪里聽得到牛叫？
兩年多后的今天，當寧高寧拿掉牛根生的蒙牛主席的帽子時，卻惹惱了《南方周末》評論員李鐵，《說不過去的中糧吃蒙牛》：中糧這樣的央企連牛奶也要涉足，或讓很多人吃驚。我們是不是又回到了糧油生豬統購統銷的供銷社時代？央企的定位到底是什么？我們在走過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彎路之后，對于國企改革的走向一度很明確，建立現代公司制度，抓大放小，有進有退，有所為有所不為等。時至今日，當我們看到中糧這樣的央企在各種競爭性領域攻城略地，再來重溫十幾年前的國企改革原則，是否覺得恍若隔世？
不恍惚呀，今日國務院要整治公路收費，看那些心安理得悶頭發財的公路機構，哪個不是央企、國企？
除去國、民之爭，還有更大的模式區別。在中國模式這個宏大框架之下，同時運行著兩套治理機制，其一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資源的大政府管理機制，這是從前三十年傳承而來的。其二是市場經濟和社會自治的治理機制，這是前一個統治機制有所松動，而在過去三十年中逐漸生成的。
牛根生算是什么模式？他未滿月便被父母以50元給一戶姓牛并養牛的人家。牛根生說，蒙牛有一個飛船定律，不是在高速中成長，就是在高速中毀滅。結果他自己掉下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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